由“作家张扬打人”事件透视中国作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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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延文：由“作家张扬打人”事件透视中国作协体制

近日，曾创作《第二次握手》的著名老作家张扬，因11月23日暴力击打湖南作协办公室主任彭克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媒体称为“作家张扬打人事件”。张扬表示：此举意在揭开作协腐败的盖子，并引发对“作协体制是否应存在”的深层思考。有媒体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协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无独有偶，中国作协在12月14日再发公告，宣布开除获刑贪官作家李太银。这是中国作协今年以来除名的第6名贪官作家。贪官作家获刑除名，自然大快人心。但也有网友质疑：“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殿堂的中国作协，为何出现了贪官作家‘扎推’的反常现象？”一些学者也纷纷撰文《还有多少贪官诗人潜伏在中国作协？》，并呼吁：“中国作协要看紧自己的篱笆，别让贪官作家层出不穷。”
老作家张扬的“暴力反腐”当然不妥，彰显出文学界法制观念的稀缺；而中国作协的“先获刑再除名”，也确实暴露出“作协准入机制”的失灵。时至今日，中国作协在将贪官作家除名之外，还没有做出任何问责和反腐举措。媒体纷纷追问：这些“举全县之力玩诗歌”的贪官作家，是怎样进入中国作协、并获得国家一级作家等桂冠的？中国作协体制，真的成了反腐死角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作协体制进行一次梳理和思考。
一．中国作协体制：“养作家”还是“养公务员”？
2006年以来，许多作家撰文质疑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８０后作家韩寒甚至笑称为“包养制”。今年５月４日，著名作家郑渊洁在博客谈到，“作家拿工资是一种耻辱。”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则反唇相讥：“作家不领工资才可耻”。可见，围绕作协体制的诸多讨论，焦点话题首先是：“作协该不该养作家”？
但问题是：作协真的在“养作家”吗？
打人事件后，张扬向媒体谈到：“彭克迥原来只是汨罗县一个打字员，‘通知都写不好’。只是因为丈夫长期担任领导秘书，就进入作协而且一路提升。”（12月8日《三晋都市报》）
著名作家刘醒龙近日接受采访时说：“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12月6日《羊城晚报》）
今年8月，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也曾表示：“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有工资津贴。”（2009年8月3日《瞭望东方周刊》）其实，这里所言的２００名作家大多分散在全国各省市，由中国作协开工资的所谓“吃皇粮”作家少得可怜，充其量不超过２０人，中国作协“真的没养多少作家。”
可是，这个没养多少作家的作协体制，每年却享受着国家行政的高额经费。陈崎嵘介绍：“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著名作家郑渊洁算了笔帐，“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
这么多钱，既然“真的没有养多少作家”，那么究竟养了谁呢？答案是：养了大批公务员。作协体制的行政化，使之成了某些官员解决“级别”、待遇的地方。特别是年届退休、在国家机关升迁无望的官员，更把进入作协当作最佳选择。结果，中国作协成了一个机构众多、人员庞大的行政机构，其规模令很多国家职能部委望尘莫及。目前，中国作协这个正部级单位，不仅有多位正、副部级官员，还有５００多工作人员，其中２００多人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厅局级干部近百人，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全体人员一半以上。如果把中国作协“所养作家”和“所养公务员”算个比例，至少是１：１０。
人们不禁要问：为了养２００名作家，设置一个庞大的正部级机构，养十倍于作家的公务员，这值得吗？况且，由这些被作家指为“不懂文学”的官员，掌控全国文学评奖、作家评定职称和文学报刊管理的最高权力，能推动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吗？

二．作协并非清水衙门，“作家当官”很幸福。
在一篇题为《与铁凝谈话之后》的文章中谈到：“和新加坡作协的民间团体性质不同，中国作协是个官方机构，而铁凝是个正部级职位。”《瞭望东方周刊》文章也指出：“作协主席是有官职的，中国作协主席属于正部级，省作协主席是正厅级。”
由于中国作协是前苏联作协解体后世界上唯一拥有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这就形成了中国作协体制的另一道独特风景——“作家当官”。著名老作家陆天明接受采访时，称之为“作家主席热”。
这些当了官的主席作家，也确实享受着高级官员的待遇：工资、福利房、专车、秘书……一样都不少。陆天明说：“像铁凝，当了主席就马上有秘书了，帮她拿包，端茶杯，写发言稿。” （2007年11月《南方周末》）
此外，“作家当官”不仅享受着高额行政工资，还可享受高额稿酬和版税。最近几年，众多作协主席荣登“作家富豪榜”，绝非偶然。
局外人往往误认为作协是个清水衙门，其实不然。《南都周刊》早在2006年就指出:“独特的体制，使得中国作家协会掌握着比世界上任何笔会或写作基金都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作协不仅决定着谁可以端上专职创作的铁饭碗，还掌控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类文学期刊，开办着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学习和培训机构，举办着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
今年6月宣布退出北京作协的著名作家郑渊洁认为：“说到深层原因，里面有一个作协体制的问题。作协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它的办公经费是花纳税人的钱，是财政拨款。……作协拿了这些财政拨款都去干吗了？他们就是用来采风、组织笔会、出国旅游。你看，中纪委都发文件了，如果公务员出国旅游都要严查。那么作家出国旅游就没人管吗？他们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主席热”还造成了文学评价体系的迷失。很多文章呼吁：“作家应凭作品说话，不应以身份论高下！”但在实际情况中，文学评论的美学标准不可避免地发生位移，从“人品立身、作品说话”，变成了“级别立身、圈子说话”。一些并不优秀甚至有低俗情色内容的作品，只要出于主席作家之手，照样被奉为“民族精神的伟大健康”、“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据报道，今年8月王兆山连任山东作协副主席。（2009年8月《文艺报》）这位汶川抗震中广受社会诟病的“鬼词作家”，居然稳坐主席台，真可谓“纵做鬼，也幸福”了。

三．“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这些部级、局级主席作家的升迁之神速，也远远超过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法》，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经过公务员考试的激烈角逐，侥幸获胜，级别是２７级；而中国作协主席的公务级别是3-4级。有专家指出，一个公务员做到省部长最快需３５年；而在中国作协体制内，一个普通作家从自由职业者到正部级官员，只需要通过一次选举。结合中国作协发言人的阐释和近年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作协主席的当选资格很宽松。
其一，作品并非最优秀。正如陈崎嵘所说：“作协主席……未必是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选作协主席不是搞文学奖。”
其二，人品无须很高尚。仅最近一年来广受大众质疑的文学事件，就有“主席抄袭”，“主席雇枪手”，“主席写鬼词”……等等。凡此种种，正印证了王蒙先生那句话：“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其三，当选票数无需最高，而可能很低，甚至最低。
既然门槛如此之低，符合资格的主席人选，自然数以千百计；而作协主席的位置，却只有一个。因此，在这样的作协体制内，作家内部的争斗也就无法避免。湖南老作家余开伟今年8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加入作协的作家，就像踏入官场一样。”“在各级作协内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和内耗，出国访问、评奖、出丛书、评一级二级作家职称、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事就会引发利益冲突。每次作协领导班子换届，就是一场利益博弈。讨论理事代表名单就是权力和名头的再分配，成为拉帮结派的契机。”他因此在2003年宣布退出作协，“本来想以退会来推进作协改革，但是现在来看，问题越来越普遍、严重。”
作家郑渊洁也说：“把作协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四．中国作家的行政级别，为何比中国书法家高两级？
前苏联解体后，中国作协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行政级别的作家协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各行各业都进行了深刻变革，唯有中国作协体制，仍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有模式。
而且，如果从历史考察，中国作协从建立之初，就是中国文联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目前，中国作协仍与中国音协等国家级艺术协会一样，是中国文联所属的团体会员之一，只是为了提高其级别待遇，加了一个括弧——（行政独立）。这就造成了中国作协和中国美协、中国音协等诸多艺术协会之间的不平衡。在目前体制下，作协主席的行政级别，比音乐家、曲艺家、戏剧家等国家级艺术协会高两个台阶。打个比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是正部级，而曾任中国书协主席的启功先生，尽管是大师级的书法家，却从未享受过高官待遇。因此，大部制改革能否触动作协这个“作家部”？这是很多作家和文学大众都热议的话题。近年来，郑渊洁等作家多次撰文呼吁中国作协体制的全面改革；今年3月，某大型网站一项有4000多网友参加的调查，96%的投票者支持取消旧的作协体制。在对作协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建议先把中国作协恢复到本位，重新成为中国文联的分支机构。
乘着全国大部制改革的东风，中国作协能否得到根本改制？作家们充满期待。

（转自阎延文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