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霞和我们同行
从生命的延续、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来看,生和死的意义都是重要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生和死,都是生命世界中相互联系的网结,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转化形式,因此也是种群强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没有死,那就如同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没有生一样,都是生命、进化和发展的终结。所以我联想到大马哈鱼的死,它们不避千辛万苦,万里长游,天敌拦截,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了“生”,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最顽强、最旺盛、最壮观的一种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极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生”和“死”的奉献。
云南之举有人不理解。邻居一位老大妈指着鼻子质问我:“马霞病这么重,你怎么能远走呢?”
他们不理解,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姿态。如果没有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紧迫感和拼搏感。这个现实是指我们两人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处境。现在地球得了癌症,而病源在人,这也是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的一个现实。正是这两个癌症,才激发了我们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
一个普通读者的来信
《环球绿色行》出版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有读者来信,来电话或者来访。这本来是件偶然的事,1995年11月25日收到昆明的读者熊建华来信,说他的好朋友奚志农借给他一本《环球绿色行》,读了以后非常喜欢,他还要买一本,留给他的孩子读(其实他的孩子才两岁半)。接着他谈到奚志农最近为一件事焦虑奔波,希望我能帮助他。即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一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往县、州、省四处奔走,希望能制止这场破坏。地方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想制止,谁给钱。”上面感到棘手,只好听之任之。专修的公路已逼近林区,开春就要动手商业性采伐了。
这个信息震动了我,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在欧洲走了七八个国家,除了在白俄罗斯以外,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我们一开口就要砍伐一百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要珍惜长途电话费,只好打断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小奚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可以。你把信以及所有材料都寄来。”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文件堆积如山,信如果写得一般,到不了领导同志手里就被秘书处理了。?
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好了,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 我可没有那么快,但也没有偷懒,细心阅读小奚寄来的昆明动物所龙勇诚等的科学报告《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云南林业》杂志的“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页”七篇文章以及查阅其他书刊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工作了三天。不懂汉语的马霞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一千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一百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森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要解决经济困窘,要脱贫致富,光靠他们自己是有困难,确实需要地、省、中央甚至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及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支援。这个援助,也不一定是给钱。只要我们态度积极,办事认真,办法和政策还是会有的。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信反馈到昆明,奚志农又和昆明动物所、云南大学的动物专家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有关人员讨论、核实、修改,12月8日才定稿,连同昆明动物所龙勇诚等的科学报告《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以及滇金丝猴的图片,快递给宋健同志。
宋健同志在11日看到的当天就批了。批示中深有感触地说:“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进行调查。
当时没料到宋健同志会如此重视和快速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又把这封信打印了一份,寄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因为我也是“自然之友”的会员。梁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当即把它改写成一个题为《“自然之友”支持奚志农同志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会员,并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政府部门。刘济民副秘书长、姜春云副总理、国家环保局解振华局长、云南省和志强省长等十多位负责同志先后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政府各级领导的重视,才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了可靠的基础。?
科学界也表现了积极态度,许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加了有关活动,中国兽类学会灵长类领导小组为此写了专题报道,登载在1996年第一期《灵长类研究通讯》上。?
舆论界的“自然之友”看到这个材料以后,也积极行动起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科技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林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相继报道了这个问题。“东芝动物乐园”电视节目主持人王刚,还情绪激昂地朗读了刊载在《中国林业报》上奚志农的来信,引起了屏幕内外无数观众的关注,纷纷给电视台打电话和写信。据悉德钦县有关领导得知北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全县转播了中央电台“午间半小时”的有关节目),也表示理解和欢迎,甚至说如果能够帮助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愿意把准备砍伐的施坝林区也划归保护区。
?大学生积极行动起来
中国新闻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校一些学生环保社团,闻讯也行动起来,组成了“拯救滇金丝猴小组”。他们在北京林业大学集会,会上先请动物学家全国强先生报告了金丝猴的状况。他说我国有三种金丝猴,即川金丝猴、黔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均为中国所特产。特别是黔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分布地区极为狭小,数量也极少。这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不能不加倍保护。国内外动物学界人士秋天还在南宁开了一个灵长类国际会议,他们根据会议的精神,正在给政府起草一个如何保护中国猿猴的建议。
会议接着要我讲话。我没有谈金丝猴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题为《人应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的报告。我说:“人应当站在什么位置上?说来也简单, 人是大自然创造的,而且是个比较年轻的生物,最长也不过几百万年。人类最有智慧,最有能量,但终究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自然界是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人在自然界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是有点过分了,过分到依强仗势,唯我独尊,恣意妄为,不顾一切。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越来越跋扈,越来越贪婪,越来越短视。”我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动物濒危,森林锐减,环境污染,自然灾害和化学疾病频繁,也包括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的命运。怎样才能挣脱这种困境呢?我想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大自然和自己,把位置摆正。而帮助我们摆正位置的理论基础就是生态学。我们是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其上;我们对大自然不能采取掠夺的态度,而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调整好人类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正视当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的病变现实,摆脱物质富裕而精神贫乏的困惑,提倡追求一种精神自在、不受物役、天人共泰的潇洒生活。这是一个新的、非同寻常、不容易做到的课题,但必须努力去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生态伦理、生态道德和生态文明。而且应该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
报告结束,从热烈的掌声中可以感到,同学们接受了我的观点。?
接着是观看刚从中央电视台借来的,由奚志农亲自拍摄的滇金丝猴的录像。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原始森林,第一次看到活跃在自然生态中的滇金丝猴,第一次看到调查滇金丝猴的科学工作者过着卧冰踏雪的艰苦生活,感到既兴奋,又沉重。一位学生激动地说:“我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如果有这样的地方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还有些同学准备筹集旅费,亲自到这个地方去访问,看能为当地老百姓治愚治穷做点什么。各校代表先后上台发言之后,同学们又点燃了200枝蜡烛,为滇金丝猴的命运祈祷。这些暗淡的、细小的、近似绿色的火,开始在年轻人的心里燃烧,可以预计的将来,它会变成可以燎原的物质力量。?
“自然之友”集会
“自然之友”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举行了一次集会,探讨如何保护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的问题。?
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当场我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宋健同志批了和林业部派工作组,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在北京见过德钦县和迪庆州的领导,下面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路都修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德钦县确实穷,又是少数民族地区,
各种借口和阻力必然很多。工作组如果没有很大决心,没有很大力量,很可能是走过场,不了了之。我认为工作组必须旗帜鲜明地解决两个问题:森林必须保护,不允许讨价还价;当地群众的生活问题必须解决,解决的办法不一定是给钱,但要下很大的力量,恐怕一个林业部不行,还需要有关部委参加,甚至国际的援助。如果真解决了,闯出了一条把自然保护和改善当地群众生活结合起来的道路。这就是一个突破口,不仅解决了德钦的问题,也解决了类似地区的问题。”刚从法国回来的动物研究所张树义博士说:“过去是自然之友谈自然之友,科学家研究生态科学,政府喊环保是国策,应该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西方的经验是,群众(特别是当地的群众)、科学家和政府三结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新闻界有好几位都谈到,这样的问题不应当回避,应当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让各方面都来关注和解决问题,对大家也是一次生动的环保教育。?
会长梁从诫先生说:“我们舆论要特别注意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理解,这不是拆他们的台,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我们也应该办点实事,譬如组织专家到当地调查、论证,以寻求适合当地条件的社会经济发展途径。”?
会上还有科研单位和企业界人士表示,如果当地需要和可能,他们可以帮助上项目。会上也有熟悉奚志农的人介绍了他的情况,说他热爱自然,热爱动物,参加过中央电视台野生动物的拍摄工作,现在又长期深入在原始森林,经常和野外科学工作者接触,所以他有识有胆,无私无畏。但也有人提到:“我们不仅要保护林子和猴子,恐怕还要保护奚志农。我们认为奚志农做了件大好事,是英雄,而他所在单位有的人却认为他捅了娄子,犯了错误。他现在的处境比滇金丝猴好不了多少。”有人幽默地补充了一句:“我们不仅要保护猴子,还要保护奚志农。”?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我为什么要组织一个大学生绿色营到云南去??
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现在真说不清了,脑子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只能说以下因素促使我产生了这个念头:?
——奚志农在长途电话中一再对我说,他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非常欢迎我亲自去云南德钦。这地方我没去过,当前又是一个环保的焦点,我真想去。?
——也是《环球绿色行》帮我结识的桂林朋友张佩华,举办了一个“徐霞客俱乐部”,头一年他们组织了中英青年合作考察川西的活动,邀请我参观了海螺沟、泸定、康定等地方。英国出钱,中国出力,我觉得这种青年的活动方式很有意义。
——要追溯再远一点,我在《环球绿色行》的前言中给年轻的朋友写了一段话,就流露了这样的念头:“这本书只能算是带了一段路,以后的路要由你们自己去走。我相信你们之中,会出现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科学家和自然保护的先锋,会出现中国的缪尔、罗斯福和斯科特。”?
——当时,我又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我和马霞认识已经十四年了。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地磨合、滋润、培育和塑造,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爱她,她爱我,爱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国务委员、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读了我们写作的《环球绿色行》以后,写来一封含意深刻的信,其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结合:“异国同道,结成伴侣,宇宙之缘也。”?
正当这种温馨的感觉愈来愈浓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测风云。她病了,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我思想上一度相当混乱,马霞是个好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想到命运总是这么艰难地折磨我。政治的,生活的,事业的以及生离死别的坎坷,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在《环球绿色行》中写道:“大自然也好,人生也好,有时候山青水秀,有时候荆棘遍野;有时候春光明媚,有时候山风满楼;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有时候明快欢乐,有时候严峻深沉。不论是云山万里,还是坎坷一世,都是学问。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地读,总是‘开卷有益’。”?
现在,我的人生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非常困难的一页,我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经过许多昼夜的思索,我的思路是: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积极治疗,给她最精心的照顾和最多的温暖。即使在临终的日子里,也要创造一种安祥、通达、诗情画意和富有哲理的氛围,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后来这个想法又深化了一步——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到云南去。?
癌症,没能阻拦我们,反而激发了我们。是癌症逼迫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时间,要黄昏赶路,要发挥能量,著书立说已经不够了,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言传身带。马霞非常赞同我的想法,非常热衷于这个行动,作为赞助,她立即拿出一万元。后来她还多次对我说:“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多出。”?
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非常卑小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西方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11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她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唯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唯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但是是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上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尚不能传递更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动摇。?我理解她,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
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不高兴。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19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十九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死”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象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四百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盼望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7-22 20:05:34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