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事并不如烟》的一些东西

反斗乖乖

我唯恐这些东西会又一次远离我们，唯恐在我们眼前的历史越来越不真实，特意将一些真实的留存。
    近看章诒和
       邢小群
　　
　　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出版不久，章诒和便赴香港一所大学访问。我正好也来到这所大学短期逗留。一见到章诒和，就告诉她，你的书在内地销得很热。她说，咱们不谈这本书好不好？她又说：“编辑告诉我，对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体鳞伤，你就别看了。所以书出来后，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我赶紧翻书，看那些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果然有的不在了！
　　
　　比如章诒和写到一件1962年的事：罗隆基告诉她父亲：“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第二天章伯钧精神很好，对章诒和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这段描写，让我们知道了章、罗二人六十年代初的真实思想。如果仅仅凭他们在反右后的公开检讨，判断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显然是有问题的。可惜，编辑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让这个细节和一般读者见面。有人从网上看过全稿，说原稿既有文学史的价值，也有思想史的价值。现在的版本，仅剩下文学史的价值。我觉得，删去一些，仍不掩其思想的光芒，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相购阅了。香港一位书评家说：“章诒和的文章将我们导向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珍宝。我就是在了这些文章后，才去图书馆寻找罗隆基和张伯驹的著作来读的。我才发现，罗隆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关于中国宪政的文章其观点的前导性，即使今天国内也无人超越。”章诒和在书中对那些政治家的观点论述也介绍了一些，自然也是被删节的对象。不过，不少人都说，书能出来就是好的。章诒和对编辑和出版社是很感激的。她知道，他们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最初，接受不接受香港这所大学的邀请，章诒和还在犹豫，香港的朋友劝她说：章诒和，你的书出来后会不得了，你还是来我们这里躲避一下为好。章诒和这才决定来香港。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给章诒和说：书出来后，我们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直在接寻访您的电话。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都找上门，电话被打爆了。编辑挡不住，诸多媒体要采访她，有些电话被追踪到了香港。章诒和对我说：“如果你要帮我解释，可以说三点：一，我年龄大了（已逾六旬）；二、精力不足了（身体不好）；水平有限（不懂外语，不通古文）。”我说如此去说，我就无地自容了。她说：“一定要这样说。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集中精力写作。所以，对我的书说好说坏的我都不看，我不想受干扰。我觉得心里的痛感和孤独是不能化解的。否则，人和字儿就会飘起来。那些能做学问的人，都是有定力的。我也有自己的定力。”说不受干扰，还是有的。最近我们都在香港，她书中提到的某个人的家属，突然托人打电话要求把书中有关此人的事情，全部删掉。对这样的事，她非常生气。她对提到的那个人是很尊敬的。行文中亦无任何不敬之处。只不过作为历史人物，在她的笔下是有情有态的人，不是神，更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正面概念的集合。某些名人的后代习惯于那种概念的评价，一见到把长辈当作活人来写就不能适应。那天章诒和的情绪十分不好，原来心脏就有毛病，又一次发作，躺在沙发上许久才平静下来。那天正好我去澳门，第二天回来才知道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章诒和是学者，她的这本书虽然是一本回忆性的长篇散文，但涉及到的人和事，她都有严谨的考证。如果看到书后面的对人对事的详细注释，就会明了她的严肃和苦心。她对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有生平小传，这种注释已经详尽于一般学术规范，你读了它会更深切理解章诒和所谈到的事情的意味；对问题判断的依据，她也不以一条引文或一面之谈为定论，比如储安平之死。她说，除了我自己直接听到的，我一定做到所提到的事情必有出处。即使是听到的，也得有第三人的证明，我才敢写进去。其实，她的文章出手并不快，每写一篇要翻阅资料，尽量核对事实。她几乎提笔即流泪，难过得几天写不下去。她说，最终是要写她的父母，但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动笔。我曾问她，您那时年龄不大，父亲和您的谈话，您能记得很清楚吗？她说，民主党派的人家，大约沾了“民主”二字，很多话是可以和子女说的；不像一些...干部，自律性那么强，很少和子女谈国事极其认识。据我所知，她1978年出狱，1979年即开始记录自己前半生的记忆和经历。此事已持续了20余年。罗隆基、储安平的两篇文章是在80年代初，就动笔了。此外，她还搜集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和口头录音。她与我们聊天，经常会一句一句地复述某人对她触动很深的谈话，我相信她的这种记忆。她说，一些人与她父亲有几十年的交往，那些人物多侧面，非常复杂，她本来是可以披露一些，可是不敢动笔。因为当事人活着，或者子女不愿意直面历史，弄不好麻烦缠身。和章诒和聊天，感到她知道的人和事，真是非常之多。其中，不少细节都能刷新我对历史的因袭看法。她写作的资源如此丰厚，如果要求她像走钢丝般小心地前行，那真是难为她了！
　　
　　章诒和是性情中人，有自己判断人和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她快人快语，总是立即做出自己的判断。吴思是章诒和新近认识的朋友。她读了吴思的“潜规则”系列，评价很高。当她知道吴思最近输了官司，十分气愤。她立即给吴思发去邮件，这样写到：“昨日从丁东那里得知你打官司一事，大惊。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坚决支持、同情你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陆键东败诉于昨，有你败诉于今，谁将败诉于明？可能是我或者是其他的人。法律界和知识界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这种滥施的权力。”在她看来，吴思有写陈永贵的权利，陆键东也有写陈寅恪或别的什么的权利。现在家属一告状，法院就判作者败诉，又是赔款，又是登报致歉，学者出示的大量证据，法院轻率地弃之一旁，更谈不上听取学术界内行的意见，这是对史学的极大伤害。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前几年，发生过一个古鉴兹败诉王国藩的案子，已经影响了公民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据说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纠正。现在又发生吴思败诉案，影响到公民从事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的权利。事关公共利益，章诒和是不愿意袖手旁观的。
　　
　　我在香港遇到章诒和的时候，正好余杰也在这里。章、余二人年龄差一倍，原来并不认识。虽然章以前也看过余杰的文章，见面却是初次。余杰这几年经常招来非议。我们在香港这所大学十几天的访问中正好听到龙应台的一次沙龙性质的讲演，谈她从政的体会。余杰对龙应台期许较高，觉得她 对台湾、对香港都有尖锐批评，唯独对大陆过于温柔。就向她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主持人怕有麻烦，有意不想让龙应台回答余杰的提问，当然龙应台还是比较诚恳地做了一些解释。余杰有感而发，第二天就写了一篇评论龙应台的文章，还没有公开发表，仅仅以手稿示人，就受到周围一些人更猛烈的批评。有的批评者虽无恶意，但总想把余杰规范一下。章诒和却十分看重余杰的不规范，给他的发的电子信中说：“远看近瞅，你都很美。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无论你走到哪里，行至何处，我都会注视着你。”后来她对我说，中国现在有几个余杰？不能要求年轻人讲话都是四平八稳。余杰这样的青年中国太少了！
　　
　　我在这所学校也做过一次讲演，谈我做的口述史工作和体会。其中，我提到有些部门对口述史的学术意义认识不足。章诒和的发言对我启发、激励很大。她说口述史对采访者的文化历史知识要求很高，应该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甚至要高于被采访人。唐德刚采访胡适，可以说自己把胡适研究了一遍，列出200多个问题。他提的问题之尖锐、深刻，让胡适极其震惊，几乎招架不住。这样的对话与记录，才能将口述史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保持在很高水平，其作用非一般回忆录和一般的采访所能替代的。口述史要求双方是对话式的，要有思想的、智慧的碰撞，生出火花，引导问题的深入。她的话更坚定了我对口述史研究价值的认识。也深感自己做这项工作的水平有限，提醒我更多地充实自己。但我想，只要努力去做，还是有意义的。
　　
　　与章诒和近距离的接触，她无论作为学者、长者、朋友，总使我感到有新意。
　　
　　作者为中国学者，居北京

丛林猎犬

丛林队有乖乖这样即强健身体又强健思想的MM， 实属难得！

反斗乖乖

?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书中32页第六节原文——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33页第二节后被删部分——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42页第5节被删改原文——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44页第7节后被删改的原文——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45页中被删去的第二节——那时恰逢..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46页第二节后被删部分——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46页第3节的原文——《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47页被删的第5节首句——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
　　　　48页第3节被删改首句原文——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
　　　　48页第6节最后被删改原文——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第48页第七段原文：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
　　　　第50页第四段原文：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书中删去了“——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50页第5节被删原文——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73页第三段原文：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足，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
　　
　　《最后的贵族》：
　　
　　 第185页最后一段原文：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第187页最后一段：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第188页第一段起原文：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
　　 188页最后一段原文：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第191页第4段原文：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218页第六段起原文：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王八蛋”……
　　
　　《一片青山了此生》
　　
　　 296-297页原文如下: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在定性材料（见附件一）里，罗隆基最觉得冤枉的是指认他“解放以来在民盟内部结成包括有张东荪、周鲸文在内的秘密集团，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部署、夺取据点、扩充实力、打击排斥...员和左派。经过揭露以后，仍然采取隐蔽方式，继续活动。”父亲一向认为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爱拉小圈子，背后爱搞小动作，但说这是“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集团”，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
　　　　罗隆基把嘴角一撇，极不服气地说：“我爱搞小集团，他毛泽东就不搞小集团啦？说我搞阴谋活动，他毛泽东就不搞阴谋活动？伯钧，鸣放就是阴谋哇！”
　　　　听了罗隆基定性材料的内容，父亲才明白为何统战部、民盟中央要对其进行长达半年的批斗，还要查缴他的私人信函。父亲说：“当初在报上看到你的检查又长又杂，拉扯上许多人。我是不满的，还对健生说——努生把所谓的罪责包到自己的身上算了，现在少牵扯一个人，今后就少一家人受罪。现在经你解释，我才算明白。..既认为你有集团性的阴谋，那就势必要你交代出一个阴谋的集团来。”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噩梦，噩梦一场呀。”
　　　　父亲补充道：“噩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罗隆基还和父亲谈及张东荪。他说：“都说我和张东荪是一个小集团的人，可是，他的叛国案子出来，连我都吓了一跳。（19）49年的他，还在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让...兵不血刃占领紫金城。到了（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毛泽东？这从逻辑上就讲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外交倒向苏联、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决不相信张东荪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尽管他和美国领事有些往来。我和他在一起经常议论国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看法有时一致，有时也不一致。难道这就是集团性质的秘密活动？什么叫共和国公民？毛公知道不？”
　　　　父亲听到这里，笑了。
　　　　对张东荪的叛国，父亲认为：“这个事情一定非常复杂。我看民盟中央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的牵连。”罗隆基始终为此而叫屈。
　　　　接着，父亲告诉他，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体的社论，根本是错的。民盟在给我划右定性的材料里，特别写明一条——‘罗隆基反对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先在...内讨论然后提出商议的做法。’我是一直反对..这种做法的。反对的原因也很明确，因为这种做法属于党治，不合国体呀！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第322页，第七段起：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