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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在写到自己的故乡时,除了少数人,几乎是一致地把故乡定格在农村和乡间小道,定格在农村之所以被称之为农村的事、物、人身上,偶尔也把准星瞄向了被农村广泛包围和分割出的一个个小镇——在六、七十年代,它们只是农村的苦胆和盲肠,有着最高来源的病毒通过它们经常性的病变,常常会引发整个农村肌体的休克和幽闭。它们在与农村基本相似的同时,也稍带一些与真资格的农村有所区别的异质成分:商品粮、单位、上班、星期天、照相馆、布满泥泞的街道、盖满公章和钢印的城镇户口本……等等。这是广泛的意识形态大面积的、故意性的做法,带有某种喜剧色彩;奇怪的是,它又是以故意性地制造病变来表达自身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把自己的故乡定格在乡村和小镇,这一现象其实相当容易得到理解:在一个农业国家和一个全新的、大一统的并且在彼时彼刻还相对封闭的国家里,对于在六十年代出生而在七十年代度过童年的中国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是农民的后代,有着几乎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几乎都是一边玩尿泥,一边从“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开始了娱乐、识字和读书。
————《60年代的“怀乡病”》 敬文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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